郑永年：西方世界为什么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还是那片枫叶

郑永年专栏 来源：http://www.zaobao.com/yl/yl101221_001.shtml 　　

中层官员的确如外界所认知的，正在变得比较傲慢。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一些官员在执行中央政策过程中，产生了“有钱就了不起”的感觉。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世界急速地改变着对中国的看法。毫无疑问，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从来就是不一致的，形形色色，各种“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最近的发展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首先，西方的中国话语呈现一种“大倒退”趋势。西方的主流中国话语已经从早期的各种“中国威胁论”，过渡到近年来的“利益相关论”和“中国大国责任论”，甚至今年年初的“中国领导作用论”。 　　

尽管各种话语背后具有非常复杂的情形，但从这些话语演进的历史角度看，是向正面积极方向发展的。不过，最近西方世界各方面描述中国的关键词，则是“自信”（assertiveness）、“进攻性”（aggressiveness） 和“威胁”（threat）等，这些都具有负面意义。从《经济学家》（Economist）最近推出题为“一个崛起中中国的危险”（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长篇专题（共14页）文章可见一斑。 　　

其次，较之从前，现在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比较具有一致性。从前，西方观点分歧比较大，有反对中国的，也有支持中国的。但这一波很不相同，除了反对中国的继续反对外，很多从前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人士（政府、智库和大学学者）也转变成为具有很大的批评性。 　　

是什么直接的原因，使得西方世界改变着对中国的看法？原因很复杂。确切地说，西方的态度是从朝鲜半岛“天安号”之后开始的。“天安号”事件之后，中国没有明确谴责朝鲜。尽管中国这样做有其原因，但客观的结果就是给外界一个结论，即中国是站在朝鲜背后的。实际上，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和朝鲜近来的一系列高层互动，已经大大加深了外界的这个结论。

“天安号”开始扩大中西认知分歧 　　

“天安号”之后就是南中国海问题。因为美国认为中国没有在“天安号”事件上尽到责任，所以就在其它问题上来责难中国，南中国海问题就提了出来。之前，尽管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在尽力“邀请”美国介入南中国海问题，但美国并没有答应。“天安号”事件之后，美国不仅爽快答应，而且还主动“进攻”。紧接着，又发生了钓鱼岛水域中日撞船事件，美国行政当局显然是站在日本一边的。而最近的朝鲜炮击韩国岛屿事件，不仅使得东亚局势复杂化，而且也在加速西方对中国的负面看法。 　　

中国当然不这样看。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被动地卷入进去的或者是被动回应，甚至是“受害者”。无论是朝鲜半岛、东海、南中国海，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国的目标都是稳定。如同在国内政治，外部稳定也是中国领导人的最高利益。只是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才作出回应，并且中国回应的目标也是求得稳定。

再者，在中国看来，在几乎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是美国因素使得问题复杂化。很多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的中国认知的变化。很显然，中国的认知和西方的认知形成了很大的差异甚至对立。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有关方面越来越注意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大国需要一个好的形象，或者说需要软实力，这一点早被注意到。这些年来，中国启动了很多庞大的公关工程（如孔子学院、媒体走出去等等），希望改变国家形象。不过，在实际层面，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形象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随着中国崛起，外界对中国的担忧越来越甚。自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发展照旧，而西方一蹶不振，更使得西方自信心受到负面影响。 　　

尽管中国的发展不会因为西方的担忧而延缓，西方的担忧也是西方的心理调整问题，不过，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有很大的责任来创造条件，使西方理解自己。中国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改善自身形象让西方来接受。西方的中国认知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国国际行为，和中国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之间的严重脱节。中国的国际行为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不改变国际行为，尤其那些对国际形象有深刻影响的国际行为，就很难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国际行为方面，中国从中央到官僚阶层（包括地方）到社会，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经常把中国的良好愿望，推向一个中国并不想要的结局。 缺乏外交高层协调机构 　　

首先是决策层没有一个有效的外交权力和决策机制，使得对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只能作被动反应。笔者强调过，今天中国的外交角色早就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牵涉到中国的方方面面——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安全部、国防部、大型国企、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等等。这些部门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它们对中国外交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不同的是，其它大国有高度制度化的协调机构，但中国没有。协调机构（例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大都是实体，不仅协调各方面的意见和利益，也对重大国际问题有深刻的研究和分析。中国尽管也有类似于国家外事领导小组的协调机制，但却是虚体。因此，不仅对重大国际问题缺少研究和分析，更谈不上有什么预期。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不知道如何理性回应。一个现象是，对外交事务，不管大小，中国的回应总是有的，但不同的回应，或软或硬，在大多场合，都显得不得要领。 　　
中国国家庞大，内部事务繁多，领导层大多必须把精力放在内部事务。这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中国的发展是通过全球化取得，已经是世界少数几个贸易大国。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部分，并且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周边外交、地缘政治、大国关系等所有方面也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这要求中国必须具有一个非常重量级的最高权力结构和决策结构来协调外事。没有这样一个机制，不仅中国外交崛起纯属空想，而且外在环境也会每况愈下。 　　

高层缺乏有效的外交权力机构，外事的很多议程就落到了中层官僚手中。在很大程度上，中层扮演了其它国家高层所应扮演的角色。在这个层次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首先是中层官员的确如外界所认知的，正在变得比较傲慢。中层官员，无论是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政府，是政策执行者，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一些官员在执行中央政策过程中，产生了“有钱就了不起”的感觉。中层官员有太多的自主权力，政策执行工具似乎变成了决策者。中国的钱是花出去了，但花的方式有太多的问题，结果导致了很多负面的效应。 外交事务政出多门 　　

其次是中间层外交声音繁杂。在一些重大领域，正式的外交系统少有声音，但其它部门的声音则很宏亮。例如，最近这段时间，在很多问题上，军方一些人的声音过高，过强硬。中国实行“党指挥枪”，军方声音大，外交系统声音小，给外界造成错觉，似乎是军事替代了外交。地方政府也是这样。地方政府，尤其是边疆的一些省份，要发展经济，和境外国家交往，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各方面所使用的术语则大多是战略性的，加上一些类似于地方“土皇帝”的行为，给周边国家造成不好的影响。 　　
中间层也往往缺乏理性的考量，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的表述上。尽管南中国海对中国的重要性如何表述都不会过头，但因为涉及到那么多国家，表述必须具有总体外交考量。一些官员没有这样的考量，随意地不分场合表述自己的意见。今天，尽管中国并没有官方的文件，公开说南中国海属于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但是一些亚细安国家和美国的确是这么理解的。

再次，中间层也很难从国家的整体利益来看待和处理问题，结果往往是该强硬的地方强硬不起来，如朝鲜问题；而不该强硬的地方则显得无限的强硬，例如人民币升值问题。在朝鲜问题上，尽管中国的心愿是好的，即为了半岛的稳定，但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尽管总是站在朝鲜背后，但总不想真正有效地来制约朝鲜，这样一步一步地被拖着走，最终酿成危机。在人民币问题上，尽管升值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战略问题，但中美两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的确是必须正视的。不解决这个问题，双方各自的经济难以持续，并且会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而这个方面，中国又显现出无限的强硬。这并不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贸易平衡问题既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达到，也可以通过提高中国劳动者工资来达成。在这两个领域，中国都有空间，但就是不能执行下去。当然，这里不能忽视中层的既得利益问题。如果中层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那么国家的总体利益必然受到损害。

民族主义情绪让外界担忧 　　

社会层面的变化也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利。这些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一些智库研究机构、大学等研究人员开始呈现出过分自信的态度，普遍弥漫着一种对外强硬情绪。例如在和美国的关系上，从前大家强调合作多，现在中美“对立、冲突论”在很多方面有成为主导话语的趋势。 　　

这里最让西方担心的是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还是非常简单，主要体现为喜、怒、哀、乐的情绪表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对国家的认同感，这非常有必要。但对这场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也应当作反思。很显然，如果不能确立理性民族主义，民间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不仅有损国家形象，也会给中国本身的外交带来无穷的压力。 　　

应当指出的是，在这场持续的爱国教育主义运动中，一些商业性报纸找到无限的市场，它们把民族主义情绪推至极限。社会上的一些人被各种方式“训练”成只会作简单的爱国思维，作简单的爱国反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表现为义和团主义和民粹主义。而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强硬者总是可以以爱国主义自居的，而理性一些的人则往往被骂，被谴责。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已经形成了爱国主义的两难：被“训练”来作出本能的爱国反应，但在实际层面则有效损害着国家利益。 　　

从前中国弱小的时候，民族主义可以理解，因为民族主义是弱者的武器。但现在已经崛起了，民族主义就失去了方向，显现出极大的非理性。再者，民族主义的对外性质，更使得情况变得复杂。中国通过融入世界体系而崛起，既受惠于体系，也正在为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应当反思本能式的民族主义了。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还会生存下去，但需要的是理性民族主义。 　　

在所有这些因素影响下，不难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变化。但很显然，这种气氛如果不能改变，对中国的国际环境非常不利。如果中国不能有效改变西方的这种认知，不仅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难以为继，而且这种认知也会影响到中国和众多邻居，甚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西方的认知也不是不可以改变，因为这种认知并不反映中国外交的真实面。如何向国际社会呈现中国外交的真实面，则是中国的责任。

作者是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